丹江口水库淹没区涉及豫鄂两省，其中河南淹没区全部位于南阳境内，占淹没总面积的４６％。文物发掘保护工作，是水库蓄水和干渠施工的必要前提条件。能否圆满完成发掘任务，直接关系着南水北调工程的成败。
　　一场特殊的赛跑，由此轰轰烈烈拉开了。一边是拿着小铲子、小刷子的文物考古者，一边是开着大型机械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者……为了京津人民，为了通水那一刻，两拨人马都铆足了劲，谁也不甘落后。时间紧迫，不仅在于文物数量之多，南水北调涉及文物遗存之丰富、规格之高，对抢救性发掘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如果说每年３６５天天天在发掘工地有点夸张说３００多天都在现场就不为过了。”原淅川县文物局文物办主任６１岁的李玉山说。１９７２年进入县文物局工作的他，不久之后就赶上了对丹江口库区文物的第一次发掘。１９７７年，下寺楚墓被丹江水冲出一件青铜器，揭开了相关发掘的序幕。在三年时间里，李玉山等人利用枯水季节，在荒山野岭间加紧奋战。当时文物发掘条件十分艰苦，资金更是有限。李玉山和同事自己搭起草房，野外通不了电，几个人靠着一盏煤油灯照明。“在地里搭个土灶，大伙儿轮流做饭，周围几十里没有人烟，往往半个月都吃不上蔬菜。晚上背着被子看护现场，地上铺点干草就算床铺了。”李玉山说，与发掘工作相比，这些都不是最苦的，“当时经费紧张，人手紧缺，不像现在可以雇人，所有的探方都是我们自己一铲一铲挖土，再一担一担挑走。其中的艰辛现在难以想象。”
　　在物资匮乏的那个年代，李玉山凭着一双脚走乡串岭，走遍了淅川的沟沟坎坎。一年下来，行程近千里，鞋子磨破十几双。
　　“在丹江口库区规模空前的文物抢救行动中，一些对珍贵文物觊觎已久的不法分子伺机盗墓。一些原来已沉入水底的遗址和墓葬，在库水的消落冲刷下越来越多暴露出来，令文物发掘保护工作防不胜防。”淅川县文广新局文物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刘国奇说。作为李玉山带出来的徒弟，刘国奇从２００５年开始参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文物保护工作以来，凭借扎实的理论功底和勤勉的工作作风，被评为该县文物保护先进干部。
　　１９９０年的仓房镇徐家岭考古，曾发掘出１０座战国楚墓，出土多件带铭文的青铜重器，被评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据刘国奇介绍，２００６年，他们到徐家岭例行巡查，突然在发掘过的墓地附近发现两个探孔。到淅川发掘的考古队很多，可没有哪个单位到这里发掘。求证后，他们断定这是盗墓贼的“杰作”，就联合当地派出所行动，分析盗墓贼可能经过的路线，制订了水旱两路伏击抓贼的方案。
　　第三天凌晨两点多，盗墓贼果然来了，民警抓了个正着。从盗墓贼口中，文物工作者知道了探孔下面还有古墓。６天后，考古人员开始对墓葬进行发掘。一座“甲”字形墓轮廓渐渐显露出来，从中出土了５０多件青铜器，其中一件小口鼎肩部竟然刻有周代清晰的铭文。
　　刘国奇说，文物部门在大型工程的文物保护发掘中常常会与当地群众和工程施工单位发生矛盾。但是在淅川，移民精神已经深深扎根干部群众内心，文物保护发掘工作总能够得到群众和相关单位的配合，“一切为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这不是一句口号，淅川人为了调水已经牺牲了太多，但是为了让首都人民喝上放心水，我们还可以作出更多牺牲。”